读书|汉哀帝刘欣为什么在世时就坚持要禅让皇位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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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本文来源:文汇网」

中国历史上,西汉与后世定型的“一家一姓”的朝代不一样。它不仅是一个朝代,更是中国儒家文化首次实现立法的新阶段。同时,西汉也是一个迷信天人感应的时代,在不到两百年的历史中,充斥着谶纬之学。从汉武帝时期开始,灾异变化、祥瑞谴告就与现实政治运动紧密相连。

生于西汉末年的王莽,幼年丧父,并没有得到作为外戚家族成员的优待。他从一介儒生,以其周全的为人处世之道,一跃成为家族寄予厚望的后起之秀。他借助“祥瑞”之说,重返朝堂;又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步步高升,最终合法建立了新朝。那他又是如何在短短的十五年里,就从“天下归心”的“哲人王”成为了一个“天人共弃”的篡汉者?

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合法性危机,儒家理论的实践者王莽勤劳王事,建辟雍、制礼乐,恢复井田,赢得了同时代其他儒士的认可。那么王莽称帝的真正动力又是什么?王莽到底是邪恶无道的簒夺者,还是复古派的改革家?是儒教立国的决定者,还是演技精湛的政治表演家?

《祥瑞:王莽和他的时代》截取汉宣帝到新莽这一历史片段,从“祥瑞”这个视角切入,剖析王莽的个人、家族和政权相关的人物事件,再现了太后王政君、外戚王氏家族、刘姓皇室家族、儒家经师、官僚士大夫等在西汉末年政治舞台的角力,进而重新审视旋涡中心的王莽,以窥他和时代的真貌。

《祥瑞:王莽和他的时代》

张向荣

世纪文景/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汉元寿二年六月戊午(公元前1年8月15日),深夜。

像往常一样,长安城正在宵禁。按照汉律,即使官府也不许在夜间捉拿嫌犯。路上除了巡夜的卫兵,绝无闲杂人等。虽是温热的夏季,宁静的气氛里透出肃杀。

此时,一个从长乐宫,也就是太皇太后王政君住处出来的人在街上疾行,格外引人注目。知晓了他的身份,巡夜的卫兵们不敢阻拦,只偷偷猜测宫廷中又发生了什么事。

此人匆忙赶到一处闾里,穿过闾里和宅第的重门,很快见到了被叫醒的主人——太皇太后的侄子、新都侯王莽。王莽曾经担任大司马,但在六年前被免职,更在四年前被逐出长安遣回封国。一年多以前,他才被召回长安照顾姑妈王政君,眼下正赋闲在家。

使者传达了王政君的旨意:尽快收拾准备,立即赶去未央宫。

未央宫是皇帝所居的宫殿,汉家天下的心脏。

王莽虽属外戚贵族,但在外朝也就是“政府”没有任何职务,皇帝也没有赐予他能够进入内廷宫禁的身份。因此除非皇帝召见,王莽没有资格进入未央宫。当然,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:

使者说出一个令王莽极为震惊的消息:刚刚,皇帝晏驾了!

王莽的震惊,一是消息来得太突然。这位名讳刘欣,后人称为汉哀帝的年轻帝王,早已将王莽彻底赶出权力场。王莽44岁,皇帝才25岁,只要他活着,王莽注定将老死于户牖之下。二是汉廷必已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。王莽迫切地想知道刘欣是否有遗言?倘若有,安排谁继承帝位?姑妈急召自己入宫是真是假?是吉是凶?……

大约一两个时辰之前,未央宫。

皇帝刘欣觉察自己即将大行,命令掌管玉玺的官员符玺郎取来传国玉玺和绶带——这是皇帝占有大位的标志——交给了陪伴在龙床前的23岁宠臣董贤,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:

无妄以与人。

就是“不要随便交给别人”的意思。

说完不久,刘欣就晏驾了。他没有子嗣,也没有指定继承人。按理说,如此重大的消息应当尽快禀报太皇太后。天下没了皇帝,她的资格最为尊贵,而且她居住的长乐宫与未央宫并不远。

但消息被董贤有意无意封锁了。

董贤原本籍籍无名,是刘欣当太子时的太子舍人,为刘欣所爱慕。刘欣即位两年后,借故将他召回到身边担任侍从职务黄门郎。此后,两人朝夕相伴,形影不离。

建平二年(公元前5年),定襄郡发生了一件灾异,有匹母马生了一只三足的马驹。《汉书》后来认为,马是打仗的利器,三足的马怎么打仗呢?这就意味着将有一个不堪此任的人当上大司马。果然此后不久,二十几岁的董贤被拜为大司马,居上公之位,头衔包括高安侯、大司马、卫将军、领尚书事,成为帝国的二号人物,家人也迅速飞黄腾达,印证了三足马的灾异。

但这是他人眼中的董贤,刘欣可未必这么看。细察刘欣晏驾当日之情形,他虽然没有选定刘姓继承人,但把传国玉玺和印绶交给董贤的动作以及嘱咐,就像是一份交代后事的政治遗嘱,说得更清楚些,就是希望董贤当天子,最起码也是要董贤来主持选择继位者。

这不是没有根据的猜测,一来因为传国玉玺不是一个只具有形式意义的印玺,而是高皇帝从秦帝手中继承的最珍贵的东西,是刘氏家族合法统治天下的证物。二来,这已经不是刘欣第一次表达禅让的意思了。

最初,董贤刚被拜为大司马时,册文里使用了“允执其中”,这句话出自《尚书》,是尧禅位给舜时说的。用在拜董贤为大司马的册文里,显得非常扎眼。当时就有勋旧私下里议论,“此乃尧禅舜之文,非三公故事,长老见者,莫不心惧”,就是说用这四个字册立三公,别有意味。

第二次,是刘欣在未央宫麒麟殿与董贤父子等近臣饮酒宴乐,或许是出于试探,或许是借酒发挥,他看着董贤,从容一笑说:

吾欲法尧禅舜,何如?

意思是,“我打算效法尧舜禅让,把皇位让给你,怎样?”这比起在册文里隐晦使用“允执其中”,当然更进了一步。

刘欣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表达禅让的愿望,在后世看来颇不寻常。东汉、曹魏、东晋末年的禅让,都是因为皇帝早已成为傀儡,大权已成权臣的囊中之物。但刘欣却是牢牢把控着皇权,既没有霍光这样僭越的权臣,也没有吕后这类越轨的外戚,更没有反叛的诸侯和入侵的外族。

一个大权独揽的皇帝要将繁盛的帝国拱手相让给异姓,透露出他本人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。

帝制时代,皇帝的精神危机就是帝国统治危机的表征。

于是问题来了,刘欣的精神危机是什么?来自哪里?

从后人的视角看,刘欣死后不到十年,西汉就被新朝取代,演绎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二次改朝换代。这说明,刘欣的精神危机的确不是他个人的事情,他的暴亡使汉朝陷入了空前危机。

但是,一般来说,王朝的覆灭往往与政治的败坏、经济的崩溃、文化的腐朽、版图的分裂、御外的失败相关联。而刘欣晏驾时的汉朝,基本没有上述问题,至少程度远没有那么严重。诸如土地兼并、贫富分化、自然灾害之类的社会问题当然存在,但对比东汉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、西晋的“八王之乱”、唐末的藩镇与黄巢、明末的叛乱与后金旁伺……西汉末年的时势根本达不到崩坏的程度。

从大的方面看,自汉景帝治内“七国之乱”以来,已经约150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内乱了,称得上承平日久;外部,困扰了汉朝多年的匈奴问题也已缓和,从汉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追亡逐北、汉元帝派“昭君出塞”至今,汉朝与匈奴已经和平共处了30多年,说起匈奴和自家亲戚的感觉差不多,西域的局面也很稳定。

生活在此时的西汉普通臣民,其富足程度虽然不宜夸张,但也绝没有要天下大乱的惨淡:战争的平息、社会的稳定带来经济增长,人口臻于极盛。据《汉书》记载,到汉哀帝的继任者汉平帝元始二年,汉朝的在籍人口达5959.5万人,垦田约827万顷,在两汉最为阜盛。

从刘氏的统治看,汉朝开国以来经历过多次皇权交接时的统治危机,多数看上去更严重。高皇帝死后吕后秉政、吕氏上位,靠的是高皇帝的一班勋旧功臣和刘姓诸侯发动政变,才得以扭转局势;汉武帝好大喜功,极度压榨民力,晚年的“巫蛊之乱”更是酿成皇太子自杀、汉昭帝八岁即位的危亡局面;汉昭帝死后昌邑王只当了27天皇帝就被霍光废掉,改立汉宣帝,局面一度危如累卵。

于是另一个问题来了:以往更严重的局面都能有惊无险地度过,为什么刘欣之死会导致汉朝统治的空前危机,并且汉朝最终没能挺过去?

对于上述两个问题,一个笼统的答案是:以往的危机只是权力危机,而此时的危机是合法性危机。所谓合法性,就是“天意”。权力危机不出长安城,甚至不出未央宫;而合法性危机则遍于天下。

刘欣的精神危机,其实就是汉室的合法性危机。

汉朝以高皇帝提三尺剑取天下,枪杆子里面出政权,但政权要长治久安,就不能纯粹以武力这种粗鄙野蛮的方式作为合法性来源,需要设计一套文雅、仁义、道德的高尚理由或者说政教伦理才能行稳致远。在当时,关于政教伦理的解释权掌握在儒家手中,也就是人们熟知的“德性”。

汉朝是否符合儒家的理念,意味着它能否具备统治的合法性。

而汉朝人的一大特点,就是信天意、信鬼神、信天人感应。天上、人间、地下是一个浑然的世界。生亦何欢,死亦何苦?反正鬼魂不灭。地理对应着星图,星宿对应着君臣。上天不语,但会通过地震、水旱、蝗虫等“灾”和日食、陨石、谣言等“异”,抑或雉鸟、嘉木、彩云、甘露等“祥瑞”来表达意志。

这些灾异和祥瑞,有对未来的预兆,有对过去的褒贬,体现了上天对统治者的真实态度。儒生通过儒学的“理论”和数术的“科技”,掌握着解答灾异和祥瑞寓意的钥匙。由此,汉朝的统治、儒家的理念、上天的意志,就集中体现在灾异和祥瑞上。

其实,汉朝的合法性危机,早在汉昭帝时期已有征兆,朝野流传起刘姓皇室即将失去天命的可怕预言。那是距刘欣晏驾77年前的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,霍光掌权时期。泰山、莱芜山的南边有块巨石自己竖了起来,石头旁边还有数千白色的乌鸦聚集。与此同时,皇家园林上林苑里有一棵枯断在地上许久的大柳树忽然复活,也立了起来,有虫子把树叶吃成文字,是五个字的谶语:

公孙病已立。

此时,汉廷有个担任符节令的中央官员名叫眭弘,是位儒家人物。他根据《春秋》推断:这些灾异意味着“王者易姓告代”“匹夫为天子”,也就是要改朝换代;鉴于“汉家尧后”,汉室是尧的后代,所以汉昭帝应该主动退位,禅让给舜的后代“公孙氏”。

霍光见此,认为“妖言惑众,大逆不道”,将眭弘杀了。

这件事情的后续,一方面,汉昭帝死,昌邑王被废,霍光改立汉宣帝。汉宣帝原名刘病已,又是汉武帝的曾孙,正好符合“公孙病已”的谶语。所以,眭弘的大胆进言被证明是真的,原以为预示汉朝灭亡的灾异,实际是汉宣帝登基的祥瑞。汉宣帝后来征眭弘的儿子入朝为郎,有报答之意。

但另一方面,这次预言被证实,又强化了王朝改姓易代的必然性,使得汉室必定退位自此成为一股暗流,涌动在朝野之间。其实,眭弘当时很有可能就是在暗示让霍光称帝,因为推演族谱,霍氏被认为能追溯到舜。

于是,汉昭帝的继承人汉宣帝为了对冲这种舆论,积极回应执政期间出现的地震、日食等灾异,向臣民展示自己的大度胸怀和化解危机的能力;同时大力宣传各种祥瑞,略略统计一下,汉宣帝时期不断有凤凰在全国各地出现,甘露频繁降临未央宫、上林苑,神爵(也就是神雀)多次出现在泰山和皇家祭祀地雍城,五色鸟铺天盖地飞过,更罕见的是出现了黄龙。汉宣帝一共只有七个年号,至少有四个来自祥瑞:神爵、五凤、甘露、黄龙。

纵览汉宣帝时期出现的祥瑞,数量几乎可与王莽时期相媲美。

事实上,灾异和祥瑞本质而言是一回事,汉宣帝的做法一时巩固了天下对刘姓仍然葆有天命的信心,但也对灾异和祥瑞的信仰推波助澜,使得朝野对异象蕴含的预言愈加深信不疑。合法性危机的种子一旦种下,就会生根发芽。

到了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、孙子汉成帝时期,这类预言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,一些儒家信徒根据“五德终始”“汉家尧后”等说法,笃信只要继任者的祥瑞不断出现,尧的后代刘姓一定会禅让给舜的后代,火德终究被土德取代,这是不可违的天命。

这就好比“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”,当时的人们恰恰因为和平稳定太久了,才会盼望天命转移,认定汉室让贤将会带来更美好、更公平正义的明天。

在这一“客观规律”的“历史必然性”下,扮演“历史偶然性”的就是刘欣的突然晏驾,以及我们的主角王莽仓促登上历史舞台。因此本书并非旨在提供又一部王莽的传记,而是考察帝制时代人们追求并“实现”儒家版“理想国”的一段历史,并在接下来的细节里窥探舞台上谁是玩偶、谁是主人,有何教训、有何经验,以及看罢这场戏剧后是感到充实抑或虚无?

让我们从巍巍汉室说起……

——摘自《祥瑞:王莽和他的时代》,世纪文景/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作者:张向荣

编辑:蒋楚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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